2015年秋天，我开始了在研究生院最后一年的学习，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不一样。早晨醒来时，我的心扑扑直跳。在研讨班的讨论中，我支支吾吾地讲着只言片语，而同学们的声音犹如刺耳的杂音将我淹没。
在那之前，我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园度过的时光。那些枫红色乔治亚风格建筑，我在父亲20年前首次到美国旅游时拍的照片里第一次看到。其中一张照片的背面，他用蓝墨水写着，“有一天你会亲眼看到它”。
但我没有欣赏哈佛的美景。在我埋头从一栋教学楼走向另一栋时，眼睛直盯着地面，心里数着铺路的石头，以控制躁动不安的思绪。
焦虑的发作让我很意外，我当时已经离开在北京的家，来美国求学和工作8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语言阅读的沉重负荷，以及和远在北京的人因距离而产生的关系紧张，开始叠加在一起。
为了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回忆了其他中国留学生经历的事，它们在当时看起来不过是应对学业的小挫折而已：缺课，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体活动几个月，用忧郁的形容词写成的冗长的脸谱网帖子。
2016年，有54.45万中国人在国外留学，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仅在美国就有32.9万。这一数字也伴随着隐藏的危险。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报告称自己有抑郁症状，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虑症状。这个比例令人惊讶，因为美国大学生的整体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约为13%。其他美国大学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些发现，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一些学校也有类似的报告。
中国留学生承认自己承受着在国外生活常见的那些挑战，比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他们认为，学业压力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尽管他们都听说过博雅教育，但他们常常对它的严苛要求感到意外。很多中国人在学业中以结果为导向，这种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强调分析过程和审辩式思维的教育体系。
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成功所凭借的决心和毅力，可能加深他们在国外的挫败感，因为一堆精心整理的笔记和卡片并不能轻松促成一篇论文大纲，或者，历史考试所问的问题是关于假设的情景，而非他们努力记住的历史事件。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在于，他们很难与学术导师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这更加深了他们的挫败感。美国西南部的一所大学在一项研究中，询问19名中国研究生的压力来源，很多人表示自己很难取得导师的信任。有些人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令导师怀疑他们的智力。还有些人承认自己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着沟通中的失误，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或给导师发了一封措辞不当的邮件。
这些挑战似乎非常普遍，事实上，很多美国学生对它们也不陌生。但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些挫折可能让他们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观念，将人生前景和自我价值与学业成绩几乎画上了等号。学术自由的光明前景，往往最终制造出强烈的不安感，让他们不敢考虑失败的可能性。
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失败的代价是不可想像的。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全额支付学费，一年的开销在五万至六万美元之间，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积蓄或出售房产才够送孩子出国留学。为自己珍爱的独生子女的未来做出这些牺牲，父母不会有半点犹豫，然而对美国大学里那些勤奋的新生来说，他们在努力跟上学业要求的同时，会觉得经济压力像雪崩一样沉重。
芝加哥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她一直在想，她的学业成绩是否配得上她的工薪阶层父母在她的教育上花的钱，这让她比“高考”时更焦虑。最近的统计数据也不大可能让这些学生感到安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9月联合发布的报告称，80.5%的海归月工资低于1500美元，他们的平均工资略高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
共同的难题让中国留学生在沮丧之时向彼此求助。中国文化常常视精神疾病为忌讳，现在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几位中国名人曾向公众披露自己与精神疾病斗争的经历。但由于中国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治疗师，甚至对那些见过世面的学生来说，精神治疗依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耶鲁大学的调查发现，中国留学生出现精神疾病症状的比例高得惊人，但他们中27%的人从未听说过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只有4%的人用过这项服务。
一些尝试过这项服务的学生往往也不以为然。除了漫长的等待和有限的咨询时间——这些都是日益拥挤的大学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常见问题——还有一些更棘手的问题。语言障碍正是中国学生压力和抑郁的根源，他们怎么能用外语表达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本质呢？
普渡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等院校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专门的咨询服务。更多的学校需要效仿。聘请讲中文的心理健康顾问可能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大学还可以雇佣和培训那些对环境适应良好的中国学生，让他们担任社区顾问。
中国学生在多数美国校园里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学生团体，他们的学费是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学管理者应该更加努力地满足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至少得像学生们争取获得录取那样努力。